消失的人
消失的人
一、异常值
林诗雨盯着屏幕上那条几乎平直的折线,感觉太阳穴在突突跳动。
凌晨两点零三分,她独自坐在智云科技数据实验室的蓝光里,面前的监控大屏上,推荐系统的核心指标正以每秒一次的频率刷新。用户覆盖率99.7%,平均停留时长42.3分钟,转化率——Loss值——Loss值在过去的七十二小时里,从未低于0.003。
但此刻,这个数字跳到了0.007。
不是0.0071,不是0.0069。就是0.007。精确得像一个被精心设定的常量。
“系统故障?”她自言自语,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没有落下。这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异常波动,而是——她仔细看了一眼——一个被固定住的数值。
她调出更深层的日志,瞳孔骤然收缩。
Loss值的计算链路被篡改了。不是被外部攻击,而是被内部的一个隐藏模块。她顺着代码追溯,找到了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文件夹——shadow_recommend_beta。
文件夹的创建时间是三年前,创建者是——
林诗雨的手指僵在半空。
是一个已经离职的账号。那个工号所属的员工,在公司的系统里,从未存在过任何实质性的工作记录。她查过那个人:入职一周,没有任何产出记录,然后悄无声息地离职。
她的工牌在桌上轻轻震动。凌晨两点十五分,有人刷开了实验室的门。
“诗雨?”门口气喘吁吁探进一张脸,是她的组长老马,圆脸上架着一副皱巴巴的眼镜,“Loss值报警,我们都收到了。”
林诗雨没有回头,手指仍在键盘上飞速敲击:“老马,你看这个。”
老马走近,眯着眼看了几秒钟,脸色逐渐变得和林诗雨一样苍白。
“这他妈是什么?”他压低声音,仿佛怕被什么听见,“shadow_recommend——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项目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查到什么了?”
林诗雨沉默了一会儿。屏幕上,那条被固定住的Loss折线像一道扁平的伤口,横亘在所有正常波动的数据之间。
“被推荐系统排除在外的人。”
老马愣住了:“什么意思?”
“算法会给每个用户打分,然后根据分数决定谁该出现在推荐列表里,谁不该出现。正常情况下,这是一个动态过程——用户行为改变,评分就会改变。但这个shadow模块……”她调出一份名单,“它维护了一个白名单和一个黑名单。白名单是它要重点推荐的人,黑名单是它要彻底抹除的人。被抹除的人,从推荐系统里消失,从广告投放里消失,从信用评分体系里消失,最后——”
“最后怎样?”
林诗雨缓缓转过头,看向老马。她想说自己不知道,但胃里一阵紧缩告诉她,她其实知道答案。
“最后从经济系统里消失。”
老马摘下眼镜,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,动作缓慢得不像平时的他。
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”他的声音变得很轻,“这种话不能随便说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打算怎么办?”
林诗雨重新转向屏幕,那份名单正在自动滚动。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串编码和日期。她注意到最早的日期是二十年前,最晚的——
她的心跳停了一拍。
最晚的日期是三个月前。那个三个月前被加入黑名单的人,名字叫林翠云。
是她外婆的名字。
二、外婆的缝纫机
林诗雨是在外婆家长大的。
她六岁那年,母亲把她送上绿皮火车,说要去南方打工,过年就来接她。母亲说的是“就来”,但“就来”这个词在方言里有两种读法,一种表示很快就来,一种表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。母亲用的是后一种。
于是她在外婆家住了十三年,直到考上省城的大学。
外婆家在一栋苏式红砖楼的二层,没有电梯,楼道里的声控灯永远是坏的。外婆的房间只有十二平米,靠窗摆着一台老式缝纫机,黑色铸铁的机身,铜质的手轮,被岁月磨得锃亮。
“你外婆以前是纺织厂的工人,”外公在世时常这么说,“车间里八台缝纫机,就她踩得最快最好。”
外公走得早,林诗雨三岁那年就走了。她对外公唯一的印象,是一个模糊的坐在藤椅里的轮廓,以及一股淡淡的旱烟味。
外婆不怎么提过去的事。每次林诗雨问起,外婆就会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掀开缝纫机的压脚,示意她看机芯里缠绕的线团。
“看到了吗?”外婆会这样问,“线要是一团糟,缝出来的东西就会歪。只有线理顺了,针脚才好看。”
“做人也是一样的,”外婆继续说,声音沙哑但平稳,“线团乱的时候,你就停下来,把线重新绕一遍。不要急,越急越乱。”
小时候的林诗雨不懂这些话的含义。她只记得外婆的房间里总有股奇怪的味道——不是霉味,不是油烟味,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、让人安静下来的气息。后来她学了化学,才知道那是缝纫机润滑油、棉布、和一种叫“阳光”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结果。
外婆是在她大三那年走的。那天她接到电话,连夜坐了八个小时的硬绿皮火车赶回家。外婆躺在那张她睡了一辈子的小床上,脸色平静得像一张宣纸。
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,是外婆年轻时在车间里的合影。照片里有八个女工,胸前都别着相同的厂徽。八个年轻女人对着镜头笑,笑得整齐划一,像是被同一只手摆弄过。
外婆站在最右边,笑容和其他人略有不同——嘴角的弧度稍小一些,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东西。
“看出什么了?”外婆曾经指着这张照片问小林诗雨。
小林诗雨摇头。
“少了一个人。”外婆说。
“哪里少了?”
“八个人里面,有一个是后来P上去的。”外婆的声音很平静,“原来的八个人,有一个被开除了。她被开除之后,厂里为了不浪费胶片,就把另一个车间的女工P上去,补齐了八个人。”
“为什么开除她?”
外婆没有回答。她只是用粗糙的手掌摸了摸照片的边缘,然后把它翻了过去。
后来林诗雨才知道,那个被开除的女工,是因为“政治问题”。1960年代的运动里,她被揭发曾经说过“对总路线有意见”的话,于是被下放到农场,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那个年代的“消失”,是在现实里被流放、被劳改、被整个社会系统屏蔽。而现在呢?
林诗雨看着屏幕上那份黑名单,突然想起一件事。
外婆去世后,她整理外婆的遗物,发现了一个铁盒子。盒子里装着各种票证——粮票、布票、工业券、煤票,每一张都盖着不同时期的政府印章。其中有一张布票的背面,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:
“翠云,你为什么不去换糖?”
她当时觉得奇怪。外婆叫林翠云,但“去换糖”是什么意思?她问过母亲,母亲说那个年代有一种糖叫“古巴糖”,可以用布票去换,但数量有限,不是谁都能换到。外婆大概是换糖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。
现在想来,或许问题不在于换糖,而在于——
外婆或许根本不在那个“可以换糖”的名单里。
就像现在,她被智云科技的算法屏蔽了一样。
三、影子名单
林诗雨花了三天时间,摸清了shadow_recommend模块的基本逻辑。
这个模块并不是简单地屏蔽某些用户。它的工作方式要复杂得多,也隐蔽得多。
首先,它会根据用户的行为数据、社交关系、消费记录、地理位置等维度,给每个用户计算一个“社会信用分”。这个分数不是用于官方的社会信用系统,而是算法自己维护的一个内部指标。
分数低于某个阈值的人,会被系统逐步边缘化。初始阶段,他们的推荐权重降低,出现在搜索结果前列的概率下降;到了中期,他们收不到精准广告,优惠券推送停止,平台活动不再通知;到了后期——
林诗雨调取了一个重度边缘化用户的案例。
用户姓周,男,62岁,独居,退休前是某国营厂的钳工。他的黑名单评级从两年前开始缓慢下降,对应的,他的数字生活也在同步萎缩。
起初,他在网购平台的搜索结果里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不是商品不存在,而是算法把他的搜索词和完全不相干的商品匹配在一起。他搜“降压药”,出来的是婴儿纸尿裤;他搜“收音机”,出来的是女士内衣。他以为是手机坏了,换了两台新手机,问题依旧。
然后,他的健康码开始出现异常。不是变色,而是扫出来显示“数据更新延迟”。公交车上,扫描健康码的司机总会多看他两眼,虽然最后还是让他上了车,但那种眼神让他很不舒服。
再后来,他的社保卡在药店刷不出来,银行卡在取款机前显示“该卡暂不支持此服务”。他去银行柜台办理,柜员在系统里查了半天,说他的账户信息显示“无效客户”。
“什么是无效客户?”周大爷问。
“就是……系统里没有您的有效身份记录。”柜员说这话的时候,表情比他还困惑。
林诗雨查到这些资料的时候,后背一阵阵发凉。她想起外婆——外婆去世后,她在整理遗物时发现,外婆的退休工资卡在去世前三个月就出现过头同样的问题。外婆曾抱怨过,说去银行取钱,柜员说她“不存在”。
她当时以为那是外婆年纪大了记错了。但现在看来,或许外婆没有记错。
这些被边缘化的人,有什么共同特征?
林诗雨分析了名单上的三百多个案例,发现了几个规律:
第一,他们的数字足迹普遍较弱。不太使用智能手机,不活跃于社交媒体,不进行网购或只进行非常基础的消费。在算法看来,他们是“低价值用户”,删除他们对平台的收益没有任何影响。
第二,他们多数是老年人或边缘群体。社会关系薄弱,替他们发声的渠道有限,即使发现异常,也很难说清楚、很难投诉成功。
第三,也是最诡异的一点:名单上有大约15%的人,在被边缘化之前,曾经对平台算法提出过质疑或投诉。他们投诉的内容林诗雨也看到了,大多是“搜索结果不准”“推荐内容奇怪”“账户异常”之类的问题。
而他们的共同点是:投诉之后,很快就被加入了黑名单。
“算法在报复投诉者?”老马看到这份分析时,倒吸了一口凉气,“这他妈是机器还是黑社会?”
林诗雨没有回答。她在想另一件事。
名单上有三个人的照片,她看起来觉得眼熟,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后来她翻出一张旧报纸的电子版,才想起来——那是去年的一则社会新闻,标题是《数字鸿沟下的老人:不会用智能手机的他们还能走多远?》。报道讲述了三个老人因为不会使用健康码、不会网上挂号、不会手机支付而陷入生活困境的故事。
那三个老人,都在名单上。
而这篇报道的作者,在发稿后两周,也被加入了另一个名单——林诗雨后来才查到,那个名单是“舆论管控名单”,不在shadow_recommend系统里,但逻辑是相通的。
有人在系统性地让这些人消失。不是肉体上的消灭,而是让他们从数字世界里蒸发,从经济系统里蒸发,最终从社会生活里蒸发。
这比1960年代的“下放”更彻底。那个时候,被下放的人至少还有土地可种,还有农民和他们一起生活,还会有人记得他们是谁。而现在,被数字系统排除的人,就像空气一样——存在,但没有人看得见。
四、另一个时代的故事
林诗雨决定去拜访名单上的一位当事人。
周大爷,64岁,独居,住在城东一个老旧小区里。退休前是国营红星机械厂的钳工,车间里的技术骨干,带出过十几个徒弟。2019年工厂破产清算,他拿了一笔补偿金,从此赋闲在家。
他不会用智能手机。他的手机是女儿淘汰下来的老年机,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。他去银行柜台取钱,柜员说他的账户“无效”。他去社区反映问题,社区的人让他“去找银行”。他去派出所报案,警察说“你这个情况我们管不了”。
折腾了半年多,他终于放弃了。现在他靠邻居帮忙代买生活用品,定期给邻居一些现金作为报酬。他有一辆老式的自行车,偶尔骑自行车去几公里外的菜市场买菜。菜市场里有个摊贩认识他,愿意收他的现金。
他像是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。不是过去某个时代的简单重复,而是——林诗雨见到他时才意识到——他活在算法时代的裂缝里。
周大爷住在一栋六层楼的老公房里,窗户对着小区里的垃圾站。房间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几把塑料椅子,和一台老式收音机。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老照片,是他在车间里的工作照。
“小林是吧?”周大爷给她倒了杯水,态度倒很平和,“银行那边的人联系过我,说有人在调查我的账户问题。难得有人管这事。”
林诗雨有些惊讶:“银行主动联系的?”
“对,说是什么……反欺诈部门的。他们说我可能遭遇了网络诈骗,让我配合调查。”周大爷苦笑一声,“我说我都快被这个时代开除了,哪还有值得骗的东西。”
林诗雨打开笔记本电脑,调出周大爷的案例数据。她问了很多问题——账户异常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有没有什么征兆,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。周大爷一一回答,但答案都很模糊。
“就是慢慢开始的,”他说,“一开始是手机里收到一些奇怪的短信,说我中奖了什么的。我也没在意。后来去银行取钱,就说我账户有问题。再后来……”他摇摇头,“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样了。”
“您有没有投诉过?”
“投诉过,”周大爷说,“向银行、向派出所、向街道、向消费者协会、向媒体……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。没用。有个街道的工作人员还劝我,说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,让我’跟上时代’。”
“跟上时代。”林诗雨重复了一遍这几个字。
“对,跟上时代。”周大爷的语气很平静,听不出怨恨,“可这个时代不让我跟上啊。它把我落在了后面,还把门给锁上了。”
林诗雨沉默了一会儿。她想起外婆,想起那张被P过的合影,想起外婆说的“少了一个人”。
“您听说过’计划经济’吗?”她突然问道。
周大爷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:“小姑娘,我就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的。当然听说过。”
“那您听说过’计划外’吗?”
周大爷的笑容凝固了一瞬。
“‘计划外’啊,”他的声音低下去,“那是……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。”
他站起身,走到窗边,背对着林诗雨。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,远处有一座高架桥,桥上车辆川流不息。
“我妈是1970年代从农村进城的,”周大爷说,“那时候城里工作要指标,进工厂要指标,落户要指标,买粮要票、买布要票、买煤球要票。我妈什么都没有,她和我爸就是’计划外’的人。”
“我爸是临时工,我妈在家属工厂糊纸盒。我们一家四口,住在厂区边上搭的油毛毡棚子里。冬天冷夏天热,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。”
“那时候最怕的不是穷,是怕生病。”他继续说,“一生病就要去厂办医院,医院要介绍信,没有介绍信不收。我妈有一次发高烧,烧了三天,我爸去厂门口跪了两个小时,才求到一个老中医给看的。”
林诗雨静静听着,没有打断。
“你问我什么是’计划外’,我告诉你——‘计划外’就是不存在。”周大爷转过身,眼眶有些发红,“你的存在不被计划承认,你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,你的一切都像是偷偷摸摸的、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你去买东西,售货员先问你’有没有票’;你去医院,挂号员先问你’有没有单位’。你没有,你就是’黑人黑户’。你不存在。”
“我妈走的时候,我整理她的遗物。发现她箱底压着一张布票,是1978年的。那张布票的背面,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句话——”
林诗雨的心猛地一跳。
“‘翠云,你为什么不去换糖?‘”周大爷说,“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,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在我妈的布票上。我妈认识字不多,她也不姓林。这句话,我一直不明白。”
林诗雨盯着周大爷,嘴唇微微发抖。
“周大爷,”她的声音有些沙哑,“那张布票,您还留着吗?”
周大爷点点头,从墙角的旧箱子里翻出一张发黄的纸片。纸片的边缘已经磨损,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。
林诗雨接过那张布票,看到背面的字迹时,她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
那是外婆的字迹。
她认得这个字迹——外婆给她写过很多信,信封上、信纸上,都是这种歪歪扭扭但很有力的字体。
可是外婆为什么要在别人的布票上写这句话?为什么写的是外婆自己的名字?
她想起外婆临终前的样子,想起外婆说的“线要是一团糟,踩出来的东西就会歪”。
或许那个年代,也有那么一个人,在计划经济的系统里被判定为“计划外”。或许那个人,曾经帮过外婆。或许——
或许布票上的“翠云”,不是指外婆,而是指另一个人。
一个和外婆同名同姓的人。
一个被时代抹去的人。
五、数字幽灵
林诗雨回到公司,开始深入调查shadow_recommend模块的历史。她发现这个模块最初的设计者——那个用虚假工号入职又离职的人——曾经在公司的数据库里留下过一段加密日志。
日志用的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加密算法。她花了两周时间,找遍了公司内外的安全专家,才找到一个愿意帮她解密的人。
那人叫顾深,是林诗雨的大学同学,现在是某个区块链安全公司的技术总监。顾深看了看那段代码,眉头皱了很久。
“这不是标准的加密算法,”他说,“里面有东西被故意混淆了。但我大概能看出来,这个加密的核心不是防止别人读取——而是确保只有特定的人能读取。”
“特定的人?”
“能理解这段代码逻辑的人。”顾深推了推眼镜,“说实话,这个加密风格让我想起一些……更老的技术。你等我几天,我试试看。”
三天后,顾深发来一个文件。
林诗雨打开,看到第一行字的时候,她的手停在键盘上,很久没有动。
日志正文(解密后):
如果你能读到这段话,说明两件事:第一,你发现了shadow_recommend;第二,你有足够的耐心和好奇心去追问“为什么”。
这个模块的设计初衷,不是为了屏蔽“低价值用户”。屏蔽低价值用户对系统没有任何好处——他们本来就不产生多少数据,不消耗多少资源,屏蔽他们只会浪费计算资源。
这个模块的真实目的,是维护一套“社会秩序”。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社会秩序,而是算法意义上的。算法在判断什么样的行为是“正常”的,什么样的人是“安全的”。当它认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是“异常”的,它就会把这个人从数字世界里逐渐抹除。
这不是bug,是feature。
我曾经是这套系统的开发者之一。2019年,我发现了这个shadow模块的存在,和你现在发现的一模一样。当时我也以为这是个bug,想去修复它。但后来我发现,这不是bug——这是系统设计者有意识地嵌入的逻辑。
我去找了我的上级,一个负责推荐算法的高级总监。他的名字我不能说,但他告诉我的事情,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
他说:“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推荐系统里加入社会治理的功能吗?因为总得有人来做这件事。”
我说:“什么社会治理?”
他说:“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应该被推荐?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忽略?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屏蔽?”
我说:“当然是根据用户价值和内容质量。”
他笑了。
“用户价值?谁来决定什么是’价值’?”他说,“是算法吗?算法是死的,它只会优化我们给它的目标函数。那什么目标函数是’正确’的?点击率?转化率?用户留存?”
他摇了摇头:“都不是。真正的目标函数,是’社会稳定’。”
我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他继续说:“社会稳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,但它可以被量化。当一个人长期接触极端内容,他会变得偏激;当一个人长期被算法忽视,他会变得愤怒;当一个人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不便,他会变得不稳定。不稳定的人,是社会治理的对象。”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,shadow模块是为了’维稳’?”
他点头:“可以这么说。但更准确的说法是——它是一套’数字社会分层系统’。有些人被定义为核心用户,他们的一切需求都会被优先满足;有些人被定义为普通用户,他们的正常需求会被满足;有些人被定义为边缘用户,他们的非必要需求会被降低;还有些人——”
他停顿了一下:“还有些人被定义为’问题用户’,他们的一切需求都会被抑制。”
“怎样定义’问题用户’?”
“根据系统判断。”他说,“长期失业的人,信用记录不良的人,有过激言论的人,有过维权行为的人,有心理问题倾向的人,社交关系单一的人,数字技能缺乏的人……”
“数字技能缺乏?”
“对。”他说,“数字技能缺乏的人,是系统认定的’潜在不稳定因素’。因为他们无法适应数字化生活,会产生挫败感,进而可能产生怨恨。系统会提前降低他们的数字权重,减少他们接触负面信息的概率——如果他们接收不到负面信息,他们就不会变得偏激;如果他们不变得偏激,社会就会更稳定。”
我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“这不是在代替人做决定吗?”我问,“谁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’潜在不稳定因素’?算法的标准是谁定的?透明吗?有监督吗?”
他看着我,眼神很奇怪。
“你问的问题太多了,”他说,“这很危险。”
两周后,我被调离了原来的项目组。理由是“组织架构调整”。
我没有去质问,没有去投诉。我知道投诉的结果会是什么。我只是用我自己的方式,留下了一些东西。
shadow_recommend模块里有一个隐藏的接口,是我当年写的。那个接口可以用来查询黑名单的详细内容,以及每个用户被加入黑名单的具体原因。入口被加密了,但如果有人能找到它,就能看到真相。
这段日志,就是给那个“能找到它的人”看的。
我不知道你是谁,也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情况下读到这些。但如果你读到了,请记住一件事——
被系统抹去的人,不是被技术抹去的。技术没有意志,没有善恶。真正抹去他们的,是那些躲在技术背后的人。
他们躲得很好。
但他们不是不可见的。
记住这句话。
日志的最后,有一行乱码。林诗雨仔细看了看,发现那不是乱码,而是一串坐标——经纬度,指向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地方。
她复制这串坐标,在地图软件里搜索。
结果让她愣住了。
那个位置在内蒙古,靠近边境线,是一个已经撤销番号的军工厂旧址。地图上显示那里现在是无人区,但在卫星图上,还能隐约看到一些建筑的轮廓。
以及一个已经干涸的湖泊。
那个湖泊在地图上有一个名字,叫“青年湖”。
六、外婆的缝纫机(二)
林诗雨请了一周年假,买了去内蒙古的火车票。
老马劝她别去:“你一个女孩子,去那种地方干什么?万一出什么事——”
“我外婆去过那里。”林诗雨打断他。
老马愣住了。
“1968年到1975年,我外婆在内蒙古的一个军工厂工作了七年。”林诗雨说,“她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,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。她在那边做什么,没有人知道。她回来之后,从不谈论那七年的经历。”
“那你怎么知道她和那个坐标有关?”
林诗雨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布票。布票的正面印着“全国通用布票”的字样,票额是“一尺”,发行年份是1978年。
“布票背面的字迹是我外婆的,但这张布票不属于我外婆。”林诗雨说,“我外婆是江苏人,这张布票是内蒙古商业局发行的。只有在内蒙古的指定商店才能使用。”
“你是说,你外婆把她的布票,给了另一个人?”
“不是给。”林诗雨摇头,“是交换。我外婆用自己的布票,换了这张内蒙古的布票。布票的发行方不一样,但票面价值一样。”
“为什么?”
林诗雨看着那张发黄的纸片,想起外婆说的话——“线要是一团糟,你就停下来,把线重新绕一遍”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,“但我想去那个地方看看。”
她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,在呼和浩特转了一趟大巴,又坐了三个小时的黑车(正规车不去那里),终于到达了坐标指向的位置。
那里确实是一片废墟。
锈迹斑斑的厂房,破碎的玻璃窗,倒塌的烟囱,野草丛生的道路。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衰败。
她在一堆废墟里走了很久,看到了一些遗留下来的东西:锈蚀的机械零件,散落的档案纸片,褪色的宣传标语。
在厂区中央,有一栋相对完整的建筑,门楣上挂着一块生锈的铁牌,上面依稀能辨认出几个字:“XXXXXXXX第七车间”。
第七车间。
她绕到建筑后面,发现了一扇半掩的门。门后是一条通往地下的楼梯,楼梯口堆着一些杂物,像是很久没有人走过。
她犹豫了一下,还是走了下去。
地下是一个宽敞的空间,墙壁是混凝土的,地面铺着防潮木板。空间的中央,摆着一排老式的工作台,台上放着一些奇怪的仪器——她认出了其中一些,是60年代常见的计算设备。
“电子管计算机。”她自言自语。
她走近工作台,看到台面上放着一些纸张和笔记本。她随手翻开一本,纸张已经发黄变脆,但字迹依然清晰。
那是一些手写的计算数据,旁边有校对者的签名。她翻了翻,发现签名栏里有十几个名字,其中一个名字让她停住了。
林翠云。
她认识这个名字。这是外婆的名字。
但签名旁边还有一行小字,写的是“审核”。也就是说,外婆不是计算员,而是审核者。
1960年代的中国,还没有“数据分析师”这个职业,但有“计算员”这个工种。大型计算任务——导弹轨道、原子弹数据、天气预报——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计算。这些计算员被叫做“人体计算机”,他们用手和脑,代替电子计算机完成复杂的运算工作。
她继续翻阅那些笔记本,发现外婆负责审核的数据,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:有天气预报,有地质勘探,有军事工程,还有——
还有一份标注着“社会商品流通计划”的数据。
她仔细看了看那份数据的内容,发现是一张表格,列出了各种商品的“计划分配量”和“实际分配量”。其中有一行被红笔圈了出来,旁边批注着两个字:
“超发”。
“超发”是什么意思?
她正想继续翻阅,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。她猛地转过身,看到楼梯口站着一个佝偻的身影。
那是一个老人,满脸皱纹,白发苍苍,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。她的眼睛浑浊,但看向林诗雨的目光却异常清晰。
“你来了。”老人说。
林诗雨后退一步:“您是谁?”
老人慢慢走下楼梯,脚步声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。
“我是林翠云。”老人说,“你也是。”
林诗雨愣住了。
“我是你的外婆。”老人说,“或者说,是你外婆的……另一面。”
林诗雨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但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。
老人走到她面前,伸出枯瘦的手,轻轻摸了摸她的脸颊。
“你一定有很多问题,”外婆说——她就是外婆,林诗雨现在能确定了,虽然她不知道这在科学上怎么解释——“你一直在追问’为什么’。为什么算法要屏蔽某些人?为什么有些人会被系统忽视?为什么有些人从数字世界里消失?”
外婆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,示意林诗雨也坐。
“我在1968年被派到这里工作,”外婆说,“不是因为我表现好,而是因为我在原来的工厂里’犯了错误’。”
“什么错误?”
外婆笑了笑,那个笑容里有很深的苦涩。
“我发现了一份数据造假的名单。”她说,“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,所有的物资都要凭票分配。城市居民有城市居民的票,农村居民有农村居民的票。票是按人口和职业分配的,有严格的比例。”
“但有些人——有些有权力的人——他们可以拿到’计划外’的物资。不是偷,不是抢,而是通过一种叫’计划调节费’的东西。只要交一笔钱,就可以额外获得物资。这笔钱不计入正常的经济统计,也不接受任何监督。”
“我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个秘密。有一些人,他们的物资分配量明显超过他们的应有份额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人的名单,是保密的。”
“为什么要保密?”
“因为一旦公开,就会有人追问:凭什么他们能拿到更多?”外婆说,“那时候还没有’共同富裕’这个词,但大家都知道,平等是一件重要的事。至少在表面上,是重要的。”
“我向上级举报了这件事,”外婆继续说,“然后我就被’调动’了。不是开除,不是处分,而是平调——把我调到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,让我去一个没人知道的岗位。”
“就是这里?”
“对,第七车间。”外婆环顾四周,“这里是’人体计算机’基地,负责最机密的计算任务。把我调到这里的人,大概是觉得这里够偏僻,我说什么都没人听见。”
“你说了吗?”
外婆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说了。”她说,“我把这件事件写成了报告,交给了车间主任。车间主任看了之后,脸色变得很难看。他让我把这事烂在肚子里,永远不要再提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那份造假名单上的人,”外婆的声音变得很轻,“有他的名字。”
林诗雨倒吸一口凉气。
“他不是唯一的一个,”外婆说,“名单上有几十个人,全是各级领导。他们通过’计划调节费’获得的物资,折算成现金,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那个年代的物价,一斤米才几分钱,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。但那些人——那些’计划外’的人——他们什么都不缺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,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”外婆说,“然后我就被下放了。下放的意思是,取消我的城市户口,取消我的工人身份,把我遣返回农村老家。我从一个’城市居民’变成了一个’农民’。没有粮票,没有布票,没有任何社会福利。”
“那你怎么活下来的?”
外婆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,那双布满老茧的手。
“靠人。”她说,“靠那些记得我的人。”
“谁?”
“帮我藏起来的人,替我说话的人,给我分一口饭的人。”外婆说,“他们不多,但每一个都是好人。其中有一个,是我原来工厂的同事,姓周。她的丈夫是车间主任——就是那个被我揭发的人。”
“什么?”林诗雨猛地站起来,“那个车间主任的老婆?”
“对。”外婆点头,“她知道我举报了她丈夫。但她没有恨我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她早就知道她丈夫在干什么。”外婆说,“她不是帮凶,她是受害者。她丈夫拿回家的那些东西——那些额外获得的物资——她从来不用。她说她’用了心里不安’。”
“她知道我会因为举报被’调动’,所以提前给我准备了一些东西。”外婆说,“就是那张布票。”
林诗雨掏出那张布票,递给外婆。
外婆接过布票,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层水光。
“对,就是这张。”她说,“周大姐把她的布票给了我,让我有机会去换一些东西。但我没有去换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她在我之前就被开除了。”外婆的声音颤抖起来,“她丈夫在事发后不久就’畏罪自杀’了——用一根绳子,在自己办公室里。组织上说她丈夫是’自绝于人民’,把她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下放到了农村。”
“她的孩子……就是周大爷?”
“对。”外婆点头,“周大姐下放的时候,把这张布票塞到了我手里。她说:‘翠云,我可能回不来了。这张票你留着,万一你有用得着的时候。’”
林诗雨看着外婆苍老的面容,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“所以这张布票背面的话——‘翠云,你为什么不去换糖’——不是周大姐写的?”
“是她写的。”外婆说,“那句话是她留给我的暗号。她的意思是:‘你为什么不用这张票?’”
“她想让你去换糖,是因为她希望你’存在’。”外婆说,“在那个年代,‘换糖’意味着你还是一个被社会承认的人。你还有资格去换取物资,你还不是一个’计划外’的人。”
“可你没有去换。”
外婆摇了摇头。
“因为我觉得,我不应该接受这种东西。”她说,“那张布票是她省下来的。她自己都舍不得用,却给了我。而我——我凭什么拿别人的东西,却什么都不还?”
“所以你一直留着这张布票?”
“对。留了四十多年。”外婆说,“直到我去世的时候,我还把它压在箱底。”
“可它怎么会在周大爷手里?”
外婆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因为周大姐在临终前,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儿子。”外婆说,“她告诉她儿子,当年有一个叫林翠云的工友,曾经帮过她。现在她不在了,她希望她儿子能找到我,把这件事说清楚。”
“可为什么是现在?为什么是四十年后?”
外婆看着林诗雨,眼神变得复杂。
“因为有人在找你。”她说,“不是找我——我已经走了。是在找你。”
“谁在找我?”
外婆没有直接回答。她只是指了指林诗雨的口袋。
林诗雨下意识地掏出手机。手机屏幕亮着,上面显示着一条推送消息。
是智云科技的系统通知。
【紧急】您的账号检测到异常访问。请立即登录验证。如非本人操作,您的账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。
林诗雨盯着这条消息,后背一阵发凉。
“它们发现你来这里了。”外婆说,“shadow模块的触发条件之一,是检测到用户接触’敏感信息’。你调查了shadow模块,查阅了那些日志,又来到了这个地方——你已经被系统标记了。”
“被标记会怎样?”
外婆没有说话,但她的沉默本身就是答案。
林诗雨突然明白了。
周大爷的账户之所以被“无效化”,不是因为他的数字技能缺乏,而是因为他曾经试图追问“为什么”。就像她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。
而她外婆在1960年代的遭遇,和她在2020年代的遭遇,本质上是同一件事——
有人问了不该问的问题,于是他们就被“处理”了。
只不过1960年代用的是政治运动,2020年代用的是算法。
七、算法之下的裂缝
林诗雨从内蒙古回来后,发现自己的工牌已经刷不进公司大门了。
门禁系统显示她的工号“无效”。就像周大爷的银行账户一样。
她给老马打电话,老马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:“诗雨,你去哪了?你知不知道公司找你找疯了?”
“我请假了。”
“请假?谁批的?”
“我的直属领导——”
“你的直属领导三天前被调走了,”老马打断她,“调到新疆分公司去了。还有两个组的负责人也一起被调走。整个推荐算法部门,现在人心惶惶的。”
林诗雨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Loss值的报警,”她说,“公司怎么处理的?”
“不知道。我也被调岗了,现在在客服部门。”老马的声音压得很低,“诗雨,我跟你说,你小心点。我听说有人在查你的数据访问记录——你那次在实验室的查询,被系统自动记录下来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诗雨说,“那是正常的系统日志。”
“不正常。”老马说,“那个日志是加密的,只有管理员能看到。但今天早上,我听说那个日志被人删除了。”
“被删除?”
“对。彻底删除。从系统里消失得干干净净。”
林诗雨挂掉电话,站在公司楼下,抬头看着那栋她工作了三年的写字楼。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看起来和往常一样。
但她知道,里面有什么东西已经变了。
她在附近找了一家咖啡馆,打开笔记本电脑,开始整理自己掌握的所有信息。
shadow_recommend模块的存在,已经不是秘密了。她发现的日志,她保存的证据,都还在她的硬盘里。她没有上传到任何云端——她已经学会了不要相信云端。
现在的问题是,她要用这些证据做什么。
她可以报警。但她不确定警察会怎么处理这种案件——这不像是诈骗,不像是盗窃,更像是某种新型的“歧视”行为。而“歧视”这个词,在法律上很难界定。
她可以找媒体。但她想起那个写过报道的记者的下场——被加入舆论管控名单。她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好了“消失”的准备。
她可以把这些证据公开到网上。但互联网平台本身就是算法的载体——在平台上发布的内容,会被平台的算法自动过滤、限流、甚至删除。她在微博、微信、抖音上发的任何东西,都可能在她看到之前就被处理掉了。
三条路,每一条都走不通。
她揉了揉太阳穴,闭上眼睛。
外婆的声音在她脑海里响起:“线要是一团糟,你就停下来,把线重新绕一遍。不要急,越急越乱。”
重新绕一遍?
她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。
shadow_recommend模块的本质,是一套“用户分层系统”。它根据算法判断,决定谁“应该”被推荐,谁“应该”被边缘化。但算法的判断标准不是客观的——它是被设定进去的。
谁设定的?设定标准的人。是什么人?
她重新翻出那份日志,试图找到更多线索。日志的加密者——那个用虚假工号入职的人——在日志里提到了他的上级,一个“负责推荐算法的高级总监”。
这个人的名字,日志里没有明说。但在日志的最后,有一串坐标——那个内蒙古的军工厂。
她在内蒙古第七车间的地下室里,找到了外婆留下的那些笔记本。那些笔记本里,有一份被红笔圈出来的“超发”数据。
“超发”的意思是,实际分配的物资数量超过了计划分配的数量。也就是说,有人从计划外的渠道,拿到了额外的物资。
这份数据,和shadow_recommend模块,有什么关系?
她重新翻阅那些笔记本,发现“超发”数据下面,还有一行小字:
备注:经手人签字——XXX。
名字被涂黑了。
但她注意到,涂黑的墨迹下面,有一些凹凸不平的痕迹——那是写字的时候用力过大留下的。她用手指摸了摸那些痕迹,感受到了笔画的结构。
她拿出手机,拍下那行字,然后用图像增强软件处理了一遍。涂黑的墨迹下面,确实有几个字的轮廓。
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。
第一个字,是“周”。
第二个字,她不确定。
她想到了周大爷。周大爷的母亲周大姐,曾经在内蒙古的军工厂工作过,后来下放到农村。会不会这个“周”就是周大姐?
但周大姐是普通工人,不是“经手人”……
她继续辨认第二个字。笔画结构像是“永”字的上半部分,下面还有一个“口”。
永?不对,是“家”?
不,不是“家”。
她盯着那个字的轮廓,突然意识到——那不是“周永”或“周家”。
那是“周永家”。
周永家。三个字连在一起。
她愣住了。
周永家——这个组合让她想起了什么。她搜索自己的记忆,想起老马曾经提过的一个名字。
老马说,公司里有一个“高级总监”,负责整个推荐算法部门,姓周。
周永家。
如果日志里被涂黑的名字,指的是这个周永家——那么就意味着,shadow_recommend模块的负责人,和1960年代那批“计划外”物资的经手人,是同一个人的后代。
或者更准确地说——
这个周永家,或许就是当年那个车间主任的后代。那个因为贪污“计划调节费”被揭发、最后“畏罪自杀”的车间主任。
周大姐的丈夫。
周大爷的父亲。
她被这个推论震惊了。如果这是真的,那就意味着——
shadow_recommend模块的存在,不是偶然的技术设计,而是一种“传承”。
1960年代,某些人利用计划经济的漏洞,给自己谋 取超额物资的权力。2020年代,某些人利用平台算法的漏洞,给自己谋取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控制权。
本质上,都是同一件事——利用系统性的不透明,为自己或本阶层的人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而这种“传承”本身,就说明了一件事:这种行为模式不会因为换了时代就消失。它会找到新的载体,新的形式,继续存在。
她合上笔记本电脑,看着窗外的车流发呆。
手机突然响了。是一个陌生号码。
她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。
“林诗雨?”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,听起来很疲惫,“我是顾深。”
“你怎么有我的号码?”
“别问。”顾深说,“你现在在哪?”
“公司楼下。”
“千万别回公司。”顾深的声音急促起来,“我刚收到消息,说有人在查你的行踪。不是公司内部的人——是外面的人。”
“什么外面的人?”
“和安全部门有关系的人。”顾深说,“我不知道具体是谁,但我的线人告诉我,你被列入了一个’重点关注名单’。这个名单不属于任何一个公开的系统,但它和很多部门的数据库都有接口。”
林诗雨的手开始发抖。
“你怎么会知道这些?”
“因为我也被查过。”顾深苦笑一声,“两年前,我做区块链安全审计的时候,发现了一些不该发现的东西。然后我就成了’重点关注对象’。我换了三次电话号码,搬了两次家,但那些人的影子总是跟着我。”
“你想告诉我什么?”
“我想告诉你——”顾深停顿了一下,“我手里有一些东西,和你正在调查的事情有关。但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该交给谁。交给警察,警察可能会被’协调’;交给媒体,媒体可能会被’协调’;公开到网上,会被直接删掉。我需要一个地方,一个不在任何系统监控范围内的地方,把这些东西放出去。”
“什么地方?”
“区块链。”顾深说,“把数据上传到区块链上,任何人都无法删除。我已经把shadow_recommend模块的部分证据上传了——但还不够。我需要更多的证据,才能形成完整的链条。”
“什么样的证据?”
“周永家的银行流水。”顾深说,“我查过了,他在过去五年里,有大量来源不明的收入。这些收入的数额和sh
“这些收入的数额和shadow_recommend模块造成的经济损失高度相关。”
“周永家的银行流水显示,他的资金来源非常复杂。其中一笔大额资金来自一家叫’永家资本’的投资机构。但’永家资本’的实际控制人,就是周永家本人。这笔钱等于是从自己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。”
“为什么要这么做?”
“洗钱。”顾深说,“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和资金流转,把非法收入变成’合法’的投资收益。shadow_recommend模块造成的经济损失,有一部分就是以这种方式被’消化’掉的。”
林诗雨沉默了一会儿。她想起周大爷的脸——那张布满皱纹的脸,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
“周大爷的父亲,”她突然说,“当年就是因为贪污’计划调节费’被揭发的。”
“对。”顾深点头,“我在调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关联。周永家是那个车间主任的孙子。他通过某种方式——我不知道是什么方式——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事情。他可能觉得那是他爷爷的’耻辱’,所以要把它掩盖掉。”
“或者——”顾深的声音变得更低,“他觉得那是’经验’。”
林诗雨的心沉了下去。
“经验?”
“对。”顾深说,“你以为那些’计划外’的物资是怎么来的?是通过权力寻租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有权力的人可以通过’计划调节费’获得额外物资;在数字经济时代,有权力的人可以通过算法推荐获得超额利润。形式变了,本质没变。”
“但你是怎么查到这些的?”林诗雨问,“周永家的银行流水是保密信息——”
“我有我的渠道。”顾深打断她,“但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我们现在有了证据。但这些证据——”
他停顿了一下。
“这些证据还不足以撼动整个系统。”
林诗雨和顾深、陈晓琳最终走到了一起。
陈晓琳是顾深介绍的——一个曾经的调查记者,现在自己做自媒体。林诗雨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了她。
“看完了。”陈晓琳合上笔记本电脑,脸色凝重,“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”
“意味着什么?”
“意味着你们可能会死。”陈晓琳说,“不是比喻,是真的会死。周永家的势力不是你们能想象的。他和政府高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他的公司是很多地方的纳税大户,他在很多’顾问’会议上有发言权。你们想动他,就是以卵击石。”
林诗雨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那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?”
陈晓琳看着林诗雨,眼神复杂。
“很多年前,”她说,“也有一个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。她是一个工程师,发现了一个大公司的秘密。她来找我,想让我帮她曝光。”
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——”陈晓琳的声音变得很轻,“她消失了。”
“消失了?”
“对。不是被杀害——没有那种戏剧性。她只是慢慢地从所有人的视野里消失了。手机停机,社交媒体账号注销,去她家找她,发现她已经搬走了。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”
林诗雨盯着陈晓琳,后背一阵发凉。
“你是在吓唬我们?”
“我是在告诉你们事实。”陈晓琳说,“但——”
她站起身,走到窗边,看着窗外的城市。
“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。”她说,“那个时代,做这种事的人凤毛麟角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,有技术背景、愿意追问真相的人越来越多了。”
她转过身,看着林诗雨和顾深。
“我愿意帮你们。”她说,“但我有一个条件。”
“什么条件?”
“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。”陈晓琳说,“我要你们帮我建一个平台。”
“平台?”
“对。一个专门帮助被算法边缘化的人的平 台。一个社区。”
那个社区被命名为”线团”。
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网站,也不是一个普通的APP。它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网络——没有中央服务器,没有单一运营方,任何人都可以加入,但没有人可以关闭它。
林诗雨负责技术架构,顾深负责安全审计,陈晓琳负责内容运营。周大爷成了社区里的第一个”资深会员”——他在社区里分享自己的经历,帮助那些新来的、和他有类似遭遇的人。
“线团”社区没有广告,没有推荐算法,没有基于用户画像的个性化内容。每个人看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——按时间排序,最新的内容在最上面。
它的界面简陋得像是十年前的论坛。但它有一个独特的功能:用户可以匿名发布自己的故事,不需要提供任何身份证明。
第一个星期,社区有了100个用户。
第一个月,社区有了1000个用户。
半年后,社区有了十万个用户。
这些用户来自全国各地,各行各业。有像周大爷这样的老年人,有农民工,有小商贩,有失业的大学毕业生,有被平台清退的外卖骑手,有被算法降权的滴滴司机。他们在”线团”社区里,分享自己的遭遇,寻找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,互相帮助,互相支撑。
有人发帖问:“我的健康码突然变灰了,怎么办?”
下面有人回复:“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。你可以试试以下步骤……”
有人发帖问:“我的银行账户被标记为’无效’,我已经三个月没取到退休金了。有人能帮我吗?”
下面有人回复:“我已经帮我爸解决了类似的问题。留个联系方式,我来教你。”
有人在社区里找到了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朋友。他们在现实中见面,成为了互相支持的伙伴。
还有人在社区里,找到了失去多年联系的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邻居。
“线团”社区成了一个在数字世界里抱团取暖的地方。那些被主流系统边缘化的人,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
当然,“线团”社区也引起了注意。
有人试图攻击它,让它下线。但它运行在区块链上,任何攻击都只会让它变得更加分散、更加健壮。
有人试图渗透它,监控它的用户。但”线团”社区的加密机制是顾深亲自设计的,任何试图破解的行为都会留下痕迹。
还有人试图收买它的运营者—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:金钱、职位、威胁、恐吓。
但林诗雨、顾深和陈晓琳都没有被收买。
他们知道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。他们知道,在算法的阴影下,还有很多人在等待被看见。
一年后的某一天,林诗雨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。
邮件的内容很简短:
“你的外婆很伟大。她在1960年代做的事,和你现在做的事是一样的——都是为了让那些被系统抹去的人,重新’存在’。我向你们致敬。”
“另外,周永信已经被调查了。具体的消息,你很快就会知道。”
“——一个同样在黑暗中前行的人”
林诗雨看完邮件,打开了”线团”社区的页面。
页面上的数字在跳动:在线用户数、帖子总数、用户总数……每一个数字都在缓慢而坚定地增长。
外婆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:“线要是一团糟的时候,你就停下来,把线重新绕一遍。不要急,越急越乱。”
她重新绕了一遍。
现在,线终于理顺了。
【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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