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七种回避

招魂者 · 2026/5/17

苏锦屏在退休第三天就发现了一个问题:她不会过日子。

不是不会做饭、不会打扫——这些她都会,虽然做得不好,但至少不会把厨房烧了。她不会的是另一种东西:不会在没有待办事项的早晨醒来。

三十二年,她在鸿信科技的信用算法部门工作。从最早的”天眼1.0”到最后的”穹顶9.7”,她经手过每一个版本的核心模块。同事们叫她”苏工”,后来叫”苏总工”,再后来叫”苏老师”。但无论称呼怎么变,她的工作内容始终没变:决定谁可以被信任。

退休手续办完那天,部门送了她一块铜牌,上面刻着”穹顶之父”——虽然她是女的,但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在科技行业,“父”是一个中性词,就像”他”是一个中性代词一样。苏锦屏收下了铜牌,没说什么。

她住在城东的一套两居室里,1998年单位分的房子,后来房改买了下来。房子旧,但位置好。楼下是一条小街,早上卖豆浆油条,中午卖盒饭,晚上卖烧烤。苏锦屏三十多年都是在这条街上吃早饭的,但退休之后的第一个早晨,她站在阳台上看着豆浆摊冒出的白气,忽然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下楼了。

不是腿脚有问题。是不知道该以什么身份下楼。

以前她是”苏工”,买豆浆时摊主会多给她一勺糖,因为她赶时间去公司。现在她不赶时间了,摊主还会多给那一勺糖吗?如果不会,她该说什么?

苏锦屏在阳台上站了十五分钟,最后还是下楼了。摊主老周看到她,愣了一下,说:“苏姐,今天不上班?”

“退了。“苏锦屏说。

老周点点头,舀了一碗豆浆,照旧多加了一勺糖。“退了好,退了享福。”

苏锦屏端着豆浆坐在街边的塑料凳上,看着来往的人群。这些人里有多少是”穹顶”覆盖的用户?她不知道确切数字。最后一次内部报告显示,“穹顶9.7”覆盖了4.7亿人的信用评分。也就是说,4.7亿人的贷款利率、信用卡额度、租房押金、甚至部分城市的落户积分,都和她写的代码有关。

她喝了一口豆浆。糖还是甜的。

退休第四天,苏锦屏开始收拾书房。三十二年的资料塞满了四个铁皮柜,她打算把不重要的扔掉,重要的扫描存档。这个工作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。光是设计文档就有上千份,从最初的手写草稿到后来的LaTeX排版,每一版都留着。

她翻到一份2003年的文档,标题是《天眼2.0:信用评分中的非传统变量研究》。她记得这篇论文。那是她第一次在信用评分中引入”社交关系”维度——如果你的朋友信用分低,你的分数也会受影响。这个设计后来被业内广泛采用,也引发了巨大争议。但当时她只是觉得,一个人的还款意愿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收入,还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。

文档夹里还夹着一张便条,是她的上司赵维写的:“锦屏,这个方向很好,但要注意社会影响。我们做的是技术,不是道德。”

苏锦屏看着这张便条,看了很久。赵维五年前去世了,胰腺癌。追悼会上,苏锦屏没有哭。不是因为不难过,而是因为她不知道该以什么情绪面对这件事。赵维是她三十二年里唯一的上级,也是唯一一个在技术之外和她讨论过”公平”的人。

“我们做的是技术,不是道德。“苏锦屏把便条放回文件夹,继续收拾。

退休第七天,苏锦屏接到了一个电话。

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,归属地是本市。她犹豫了一下,还是接了。

“请问是苏锦屏苏老师吗?“对方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,带着一种克制的紧张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苏老师,我叫林深,是《新财经》的记者。我正在做一篇关于信用评分系统的深度报道,想采访您。”

苏锦屏沉默了三秒钟。按照公司的保密协议,她在退休后两年内不得接受媒体采访。但保密协议也规定,公司不得限制她陈述事实。

“你想问什么?”

“我想问关于’穹顶’系统的设计逻辑。特别是2009年到2015年之间,系统经历了几次重大升级,我想了解这些升级背后的考量。”

“你为什么找我?”

“因为您是’穹顶’的核心架构师。我查了所有能查到的资料,您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代系统的核心专利里。”

苏锦屏靠在椅背上,看着窗外的天空。五月的天很蓝,蓝得有点不真实。

“保密协议,你知道的。“她说。

“我知道。所以我不是要您透露商业机密。我只是想了解——“林深顿了一下,“那些被系统评了低分的人,后来怎么样了。”

苏锦屏的手指无意识地敲了一下桌面。

“这个问题,“她说,“我也没有答案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林深说:“苏老师,我能请您喝杯咖啡吗?不是采访,就是聊聊。”

苏锦屏想了想。“可以。但不是采访。”

“不是采访。“林深说。

他们约在城西的一家咖啡馆,离苏锦屏家不近,但林深说他经常在那儿写稿,环境安静。苏锦屏坐了四十分钟地铁过去,出站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——她的信用分是847,优秀。当然。她是”穹顶”的架构师,系统不会给自己人低分。

这是一种讽刺,但她从来没有细想过。

咖啡馆叫”回声”,装修是工业风格,水泥墙面配暖色灯光。林深比她想象的年轻,二十五六岁的样子,戴一副细框眼镜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T恤。桌上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,旁边堆着几份打印的文件。

“苏老师,谢谢您来。“林深站起来,有些拘谨。

苏锦屏坐下来,要了一杯美式。林深给她倒了杯水。

“你说你想知道那些被评了低分的人后来怎么样了,“苏锦屏直接切入正题,“为什么?”

林深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电脑,然后从文件堆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她。那是一份信用评分报告,名字被涂黑了,但分数清晰可见:287。

“这是一个人的信用报告,“林深说,“2014年的。287分,在我们的系统里属于’高风险’。因为这个分数,他无法从任何正规渠道获得贷款,无法办理信用卡,甚至无法在某些小区租房。”

苏锦屏看着那份报告,眉头微微皱起。287分。在”穹顶”的评分体系里,低于400分就进入”高风险”区间,会被系统自动标记。她知道这个设计,因为标记算法就是她写的。

“这个人是谁?“她问。

“我不能告诉你。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,这个人后来做了一件——“林深停顿了一下,似乎在斟酌用词,“一件让我觉得必须找到你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他在2016年失踪了。不是那种离家出走的失踪,是彻底的失踪——社保记录、银行流水、手机信号,全部消失。就像系统里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。”

苏锦屏的手指停止了敲击。她看着林深,等他继续。

“但奇怪的是,“林深压低声音,“他的信用评分还在更新。2016年之后,每年更新一次。一个在所有系统中消失的人,信用评分还在变。2017年是301,2018年是334,2019年是278——又跌回去了。到去年,是256。”

咖啡馆里播放着一首爵士乐,萨克斯的声音懒洋洋地在空气中打转。苏锦屏忽然觉得这首歌很难听。

“你是怎么拿到这些数据的?“她问。

“有人给我寄了一个U盘。匿名寄的。里面有一百多个人的信用评分记录,都有同样的特征——本人消失,分数还在更新。”

苏锦屏沉默了很长时间。她喝了一口美式,咖啡已经凉了。

“你知道,“她终于开口,“信用评分是一个持续运行的系统。即使用户本人不再活跃,系统仍然会根据其历史数据和环境变量进行周期性评估。这是设计上的选择,不是bug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一个人在所有系统中消失——没有银行账户、没有社保、没有手机号——系统还在评他的信用分,评给谁看?”

苏锦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她说:“你给我看看那个U盘。“

林深的U盘里有一个Excel文件,包含137个人的信用评分记录。苏锦屏用笔记本电脑打开文件,花了一个下午初步浏览了一遍。

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,年龄从22岁到71岁不等,职业涵盖外卖骑手、工厂工人、小企业主、自由职业者、甚至还有一个退休教师。他们的共同点是:在某个时间点之后,他们在所有公共系统中的记录都消失了——但”穹顶”系统仍在为他们计算信用分。

苏锦屏特别注意到了几个案例:

案例编号003:张鹤鸣,男,38岁,安徽合肥人,小企业主。2013年信用分从620骤降至312,原因是其名下企业涉及一笔担保纠纷。2014年,张鹤鸣在所有系统中消失。但他的信用分仍在更新:2015年289,2016年274,2017年301——这个上升让苏锦屏觉得奇怪,因为一个”不存在”的人不应该有正向的信用事件。2018年之后,分数又开始下跌,到2025年稳定在203。

案例编号041:陈若素,女,29岁,四川成都人,自由插画师。2015年信用分478,属于”中风险”。2016年在所有系统中消失。但信用分的变化轨迹异常:2017年521,2018年567,2019年612——持续上升。一个消失的人,信用分在改善。这不符合任何已知的评分逻辑。

案例编号096:马国栋,男,55岁,辽宁沈阳人,退休工人。2012年信用分711,属于”良好”。2013年退休后分数开始缓慢下降——这在设计中是正常的,退休会降低收入预期。但2014年,下降速度突然加快,2015年跌至389。2016年,马国栋在所有系统中消失。之后,他的信用分每年稳定下降约30分,到2025年是89分。这是整个数据集中最低的分数。

苏锦屏把这些数据复制到了自己的硬盘上。她没有告诉林深,但她已经决定要查清楚这件事。

不是因为责任感。三十二年来她已经承担了太多责任。而是因为——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——这像是一个她写的句子,被人拿去续写了一个她不认识的结局。她想看看那个结局是什么。

退休第九天,苏锦屏开始了她的调查。

她首先想到的是检查”穹顶”的离线评分机制。在”穹顶9.7”的设计中,即使用户不再有新的信用事件,系统仍然会根据环境因子进行被动评分。所谓环境因子,包括用户所在区域的平均信用水平、其社交关系网络的变化、以及宏观经济的波动。

这个设计的初衷是好的。一个2015年停止使用银行服务的人,不代表他在2025年的信用风险还停留在2015年的水平。环境在变,风险也在变。但问题在于:如果一个人真的从系统中消失了,没有银行账户、没有社保记录、没有手机信号,系统怎么知道他还在不在那个区域?

答案是:系统不知道。系统只是默认他还在。因为”不存在”不是”穹顶”能处理的状态。

苏锦屏想到了一个可能:这些人的评分之所以还在更新,是因为系统从未收到过他们的”死亡标记”。在”穹顶”的设计中,只有两种情况会触发评分终止:一是用户主动注销(这在信用评分系统中几乎不可能),二是系统接收到公安部门的死亡登记。

如果一个人没有注销,也没有被登记为死亡,系统就会一直评下去。哪怕这个人在所有其他系统中消失了。

但”在所有系统中消失”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寻常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没有银行账户、没有社保记录、没有手机信号?除非他去了某个不联网的地方,或者——

苏锦屏想到了另一种可能,但她不愿意往那个方向想。

她决定先从最简单的路径入手:找到其中一个人。

案例编号041,陈若素,成都人,自由插画师。苏锦屏选她有两个原因:一是她是所有人中信用分唯一持续上升的,二是她的年龄最小——如果还活着,今年应该35岁。

苏锦屏给林深发了一条消息:“我要去一趟成都。你去不去?”

林深回了一个字:“去。“

他们坐的是周五晚上的航班,到成都是晚上十一点。林深订了春熙路附近的一家酒店,苏锦屏说太贵了,换了一家快捷酒店。林深没反对。

第二天一早,苏锦屏去了陈若素最后一个已知住址:武侯区一个老小区。她在2015年之前一直住在那里。

小区门口的保安是个中年人,姓刘。苏锦屏问他认不认识陈若素,他想了半天,说:“陈什么?画画的那个?”

“对。”

“搬走了,好多年了。2015年还是2016年?记不清了。”

“搬去哪里了?”

“不知道。她走的时候没说什么。人挺安静的,平时也不怎么跟邻居说话。”

苏锦屏在小区里转了一圈。陈若素住的是6号楼3单元402,门上贴着一张物业催缴通知,日期是2016年3月。之后就没有了。门上的锁落满了灰,显然很久没有人打开过。

她下楼后在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坐了一会儿,和摊主李阿姨聊了几句。

“402那个姑娘?“李阿姨想了想,“记得记得。瘦瘦的,戴个眼镜,老在家画画。有一次我还买过她画的一幅画,画的是我们这条街。”

“她后来去哪了?”

“不知道啊。突然就走了,什么东西都没搬。我还以为她出什么事了。后来物业的人上来,说房子空了,水电都断了。”

“什么东西都没搬?”

“对啊,画架还在阳台上放了好久,后来被风吹倒了,物业的人给收走了。”

苏锦屏觉得一阵寒意。什么东西都没搬,画架还在阳台上。这不像是搬家。这像是——

她再次拒绝了那个方向的想法。

下午,她和林深去了武侯区公安分局。苏锦屏没有任何执法权力,她知道。但她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:她是”穹顶”的架构师。在中国,信用评分系统虽然由科技公司运营,但数据接口与公安、银行、社保等多个政府部门对接。苏锦屏虽然退休了,但她在系统内的权限还没有完全注销——这是她的老同事王浩然偷偷告诉她的。

王浩然是”穹顶”现任的技术副总裁,也是苏锦屏一手带出来的。他告诉苏锦屏,她的管理员账号在退休后会进入”休眠”状态,但不会立即删除。如果她用原来的工号和密码登录,还能看到一些基础数据。

“但你要快,“王浩然在电话里说,“系统每季度清理一次休眠账号,下个月就是清理日。”

苏锦屏没有告诉王浩然她要查什么。她只说想看看自己写的代码还在不在运行。

在酒店里,苏锦屏打开了笔记本电脑,登录了”穹顶”的管理后台。界面已经换了好几版,但核心架构还是她设计的。她输入了自己的工号和密码,系统提示”账号已休眠,仅限只读权限”。

只读就够了。

她输入了陈若素的身份证号。系统返回了一串数据:

用户ID:CRS-1997-0518-SC
当前信用评分:648(中等偏好)
最后活跃日期:2016年2月14日
最后活跃事件:信用卡还款(人民币312.00元)
状态标记:INACTIVE
环境评分因子:0.73(低于区域平均水平)
社交关系评分:不可用

苏锦屏盯着”最后活跃日期”看了很久。2016年2月14日。情人节。一笔312元的信用卡还款。之后,这个账号再也没有任何交易记录。

但她注意到一个细节:状态标记是”INACTIVE”,不是”DECEASED”或”CLOSED”。这意味着系统认为陈若素仍然活着,只是不再活跃。

接下来,苏锦屏查看了环境评分因子的详细构成。环境评分因子是”穹顶9.5”引入的一个新维度,用于评估用户所处环境对其信用的影响。它会根据用户最后已知地址所在区域的宏观经济指标、社区信用平均水平、以及犯罪率等因素来计算一个环境系数。

陈若素的环境评分因子是0.73,低于区域平均水平。这意味着她最后已知地址所在的区域——武侯区那个老小区——的整体信用水平偏低。

但这里有一个问题。苏锦屏记得,环境评分因子的计算逻辑中有一个隐含假设:用户仍然居住在最后已知的地址。如果用户已经搬走,这个因子就完全没有意义。

而更关键的是:环境评分因子会影响同一区域内其他用户的评分。如果陈若素的环境因子偏低,她的邻居们——那些仍然住在那个小区、仍然活跃的用户——的评分也会受到轻微的负面影响。

一个已经消失的人,还在拖累她邻居的信用分。苏锦屏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,然后画了一个圈。

在成都的第三天,苏锦屏找到了陈若素的前男友,一个叫方远的人。方远现在是一家设计公司的合伙人,住在高新区的新楼盘里。苏锦屏是通过社交网络找到他的——陈若素2015年之前的微博里提到过他。

方远在电话里犹豫了很久才同意见面。他们约在一家茶馆,方远迟到了二十分钟。

“你问若素?“方远坐下来,表情有些不自然,“我们2014年就分手了。之后没怎么联系。”

“你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吗?”

方远摇摇头。“2015年我给她发过几次消息,没回。2016年我再发,号已经注销了。我也觉得奇怪,但——怎么说呢,我们已经分手了,我也不好意思追着问。”

“她2015年左右有没有什么异常?”

方远想了想。“有一件事,不知道算不算异常。2014年底,我们刚分手的时候,她跟我说她被银行拒了一笔贷款。金额不大,就五万块,她想买一台新的数位板和一台更好的电脑。但银行说她的信用分不够。”

“你知道她当时的信用分是多少吗?”

“她没说具体的。但她很沮丧,说是因为自由职业者的收入不稳定,被系统扣了分。她说——“方远停了一下,“她说’系统觉得我不值得被信任’。”

苏锦屏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“然后呢?”

“然后她就说要离开成都。我以为她说的是去别的地方发展,北京或者上海。但后来她就真的消失了。”

“她还说过什么?你仔细想想。”

方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,眉心紧皱。然后他放下杯子说:“有一句话,我当时没在意,现在想想有点奇怪。她说:‘信用分低的人,好像会从世界上慢慢变淡。先是银行看不见你,然后是房东看不见你,最后是连你自己也看不见自己了。’”

苏锦屏看着方远,没有说话。

“她当时大概是心情不好随便说的,“方远赶紧补充,“若素说话有时候很……很有文学性。她是画画的嘛,表达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样。”

苏锦屏点了点头。她谢过方远,走出了茶馆。

回到酒店,她打开笔记本电脑,做了一件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:她查看”穹顶”系统关于”用户消失”的内部统计。

这不是一个公开的功能。在”穹顶”的管理后台里,有一个叫”异常状态监控”的模块,专门用于追踪用户状态的异常变化。苏锦屏进入这个模块,筛选条件设为:状态从ACTIVE变为INACTIVE,且之后超过12个月无任何活跃事件。

系统返回了一个数字:2,847,631。

两百八十四万。

苏锦屏盯着这个数字,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,让她看起来像一个溺水者。

两百八十四万用户,在某一个时间点之后,再也没有任何活跃记录。但他们没有死亡——至少系统没有收到死亡登记。他们只是……消失了。

这些人里有多少是像陈若素那样彻底从所有系统中消失的?苏锦屏无法通过”穹顶”的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,因为”穹顶”只追踪信用相关的信息。但她可以做一个估算。

她在后台写了一个简单的查询脚本——这是她以前经常做的事。脚本的功能是:从那两百八十四万人中筛选出最后活跃日期距今超过5年、且环境评分因子持续低于0.75的用户。

这个筛选条件是她临时设计的,背后的逻辑是:如果一个人真的消失了,他的环境评分因子应该会因为长期没有新的正向事件而持续下降。

脚本运行了四十分钟。结果返回:187,422人。

十八万七千多人。在过去五年以上的时间里,他们的信用分在持续下降或波动,但他们本人在任何系统中都不存在。

苏锦屏关上了电脑。她坐在酒店的窗前,看着成都的夜景。城市的灯光密密麻麻,像一张巨大的网。她忽然想到一个词:暗网。不是那种地下互联网的暗网,而是另一个意思——在这座城市的光明之下,有一张看不见的网,网里的人已经不发光了。

她拿起手机,给林深发了一条消息:“明天回北京。带上那个U盘。“

回到北京之后,苏锦屏做了一件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的事:她开始一个一个地打电话。

她从那187,422人中筛选出了户籍在北京的847人,然后从公开渠道找到了其中312人的家属或紧急联系人信息。她用了一个笨办法:逐个拨打,假装是做社会调查的研究员,问他们是否认识某某人、最后一次见到是什么时候。

大多数电话打不通。打通的里面,有一半的人说”不知道你在说什么”就挂了。剩下的人里,苏锦屏收集到了以下信息:

89个人。在北京一地,有89个人被家属报了失踪,但警方没有立案。而他们的信用分还在”穹顶”系统中持续更新。

苏锦屏把所有信息整理成了一张表格。然后她做了第二件出人意料的事:她给鸿信科技的法务部发了一封邮件,标题是《关于”穹顶”系统中长期非活跃用户的信用评分异常问题》。

邮件里,她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发现:近十九万用户在所有公共系统中消失,但信用分仍在更新;这些用户的信用分普遍呈下降趋势,且由于环境评分因子的设计,他们的低分正在对周围活跃用户的评分产生负面影响。她建议公司对此进行调查,并在下一个版本中增加”长期非活跃用户评分终止”的机制。

邮件发出后,苏锦屏等了三天。没有人回复。

第四天,她接到了王浩然的电话。

“锦屏姐,“王浩然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,“你那封邮件……法务转给我了。”

“你看了?”

“看了。我查了你说的那个数据。”

“怎么样?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然后王浩然说:“锦屏姐,你知道我respect你。你是我老师。但这件事——我建议你别查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那十九万人的数据,不是bug。是feature。”

苏锦屏的手握紧了电话。“什么意思?”

“2017年,‘穹顶9.5’上线之前,公司接到了一个——“王浩然停了一下,“一个来自上面的要求。要求我们在系统中保留所有用户的评分记录,即使用户本人不再活跃。包括已经去世但未登记的,包括失踪的,包括所有’状态不明’的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没有说为什么。只是说这些数据有——战略价值。”

苏锦屏感到一阵眩晕。她扶着桌子坐了下来。

“浩然,“她说,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这些人已经不在了——不管是死了还是失踪了——但他们的数字分身还在系统里。系统还在评他们的信用分。这些分数会影响他们邻居、他们亲人、他们曾经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的评分。一个死人还在拖累活人的信用。这不是feature,这是——”

“锦屏姐,“王浩然打断了她,“我知道你怎么想的。但你要明白,这件事——不是我们能决定的。”

“那谁决定?”

王浩然没有回答。

苏锦屏挂了电话。她在书房里坐了很久,看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空。北京五月的天空不像成都那么蓝,灰蒙蒙的,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抹布。

然后她打开电脑,做了第三件事。

苏锦屏给林深打了一个电话。

“那个U盘,你查过寄件地址吗?”

“查了。没有寄件地址,邮戳是北京的。”

“U盘里有文件夹吗?除了那个Excel。”

林深去查了一下。“有。有一个叫’imgs’的文件夹,里面有几张照片。”

“发给我。”

几分钟后,苏锦屏的邮箱收到了五张照片。她逐一打开。

第一张: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,膝盖上放着一本存折,表情茫然。照片右下角有一个时间戳:2019-03-15。

第二张:一条小巷,两边是低矮的平房,墙上贴满了小广告。巷子尽头有一个模糊的人影,看不清脸。时间戳:2020-07-22。

第三张:一张银行柜台的照片,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正在摇头,柜台前面有一只手——应该是一个老人的手——举着一张身份证。时间戳:2021-11-03。

第四张:一间出租屋的内景,墙上贴着画——苏锦屏的心跳了一下——那些画的风格她见过。简洁的线条,大块的色彩,画的都是街景。

时间戳:2022-05-18。

第五张:一张电脑屏幕的照片,屏幕上显示的是”穹顶”的用户界面,信用分数字赫然醒目:648。

648。和苏锦屏在后台查到的陈若素的信用分一模一样。

苏锦屏把照片放大,仔细看第四张。墙上的画确实是陈若素的风格——她在那个老小区住的时候,就画过这样的画。但出租屋不是那个老小区的房子。装修风格更旧,窗户更小,墙皮有脱落的痕迹。

这张照片是谁拍的?如果是陈若素自己拍的,那说明她至少到2022年5月还活着。如果是别人拍的,那那个人知道陈若素在哪里。

苏锦屏注意到一个细节:第四张照片的EXIF数据里,GPS定位显示的是——成都,金牛区。

她还活着。苏锦屏几乎是本能地这么想。或者至少,2022年5月她还活着。

但为什么她的银行账户、社保、手机信号都消失了?

答案只有一个可能:她选择了消失。

苏锦屏想到了方远转述陈若素的话:“信用分低的人,好像会从世界上慢慢变淡。“也许不是”好像”。也许她真的让自己变淡了——注销了银行账户,停了社保,换了手机号。不是因为她不想活了,而是因为她不想被系统看见。

一个自由插画师,被信用评分系统判了”不值得信任”,然后她选择了离开系统的视野。她不再使用任何需要信用评分的服务。她不再贷款,不再办信用卡,不再租房——至少不以自己的名字租房。她可能搬到了一个不需要查信用分的地方,和那些同样”不可见”的人住在一起。

而”穹顶”系统仍然在为她计算信用分。一个她已经不再使用的分数。一个她永远不会看到的分数。

苏锦屏忽然想到一个问题:陈若素的信用分从2015年到2025年持续上升——从478涨到648。如果她不再有任何信用事件,这个上升是怎么来的?

她重新登录”穹顶”后台,查看陈若素的环境评分因子历史。这一次,她发现了一个她之前忽略的细节。

陈若素的环境评分因子在2016年到2019年间持续上升,从0.73涨到了0.89。这意味着她所在区域的平均信用水平在提高。但这怎么可能?如果她住在一个”不可见”的社区——一个信用系统之外的地方——区域平均水平应该是0,不应该是0.89。

除非她所在的区域并不是系统认为的区域。“穹顶”的用户定位是基于最后已知地址的。陈若素的最后已知地址是武侯区那个老小区。2016年之后,那个小区经历了旧城改造,原来的低收入居民搬走了,新的商业楼盘建了起来。新居民的信用分普遍偏高。

所以,系统以为陈若素还住在那个地址,然后用那个地址的新数据来更新她的环境评分因子。新居民的信用分拉高了她的分数。

一个已经消失的人,因为旧城改造而获得了更高的信用分。这个发现让苏锦屏觉得一阵荒诞的幽默。她甚至笑了一声,但笑声很快就消散了。

因为这意味着:系统完全错了。陈若素可能住在金牛区的某个出租屋里,但系统以为她还住在武侯区。系统用武侯区的数据来更新她的分数,但那些数据和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。

她的信用分在上升,但这个上升毫无意义。它反映的不是她的信用状况,而是一个她已经离开的地方的变化。

苏锦屏靠在椅背上,闭上了眼睛。她想起了自己写的代码。那些优雅的算法,精密的模型,经过无数次测试和验证的系统。在她写代码的时候,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问题:如果一个人选择从系统中消失,系统该怎么办?

答案是:系统不会让任何人消失。即使用户本人消失了,系统仍然会用各种间接数据来维持她的数字分身。这个分身不需要真实——它只需要存在。

因为存在的数据就有价值。

王浩然说,这些数据有”战略价值”。苏锦屏现在明白了。一个不消失的数字分身,意味着一个人的数据永远不会从系统中删除。他的消费习惯、社交关系、行为模式——这些数据可以用来训练模型,可以卖给第三方,可以用来填充区域性的信用画像。即使这个人已经不在了,他的数据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训练样本。

“穹顶”不是在评分。“穹顶”是在殖民。它把每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数据矿场,即使人走了,矿还在。

苏锦屏睁开眼睛,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裂缝,细如蛛丝,但她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。

苏锦屏决定做最后一件事。

她从那187,422人中,选了十个在北京的案例。她查到了他们的最后已知地址,然后一个一个去实地查看。

第一个人,住在丰台区的一个城中村。村子在两年前拆了,现在是工地。苏锦屏站在工地围墙外面,看着塔吊在空中旋转。

第二个人,住在朝阳区的一个地下室。房东说这个人2017年就走了,欠了三个月房租。“手机号也换了,人也找不到。后来我就把他的东西扔了。”

第三个人,住在海淀区的一个老公房里。邻居说这个人还在,但很少出门。“他不去银行,什么都用现金。买菜就在楼下的小摊,不用手机支付。”

苏锦屏在门外站了很久,最终没有敲门。

第四个人,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四合院里——准确地说,是四合院里搭的一间违建。违建已经被拆了,现在是院子里的一个花坛。花坛里种着月季,开得正艳。

第五个人到第九个人,情况大同小异。有人走了,有人死了但没登记,有人还活着但选择了”离线生活”——不用银行,不用手机支付,不跟任何需要信用评分的系统打交道。

第十个人。

第十个人住在大兴区的一个村庄里。苏锦屏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才到。村子不大,几十户人家,周围是农田和果园。她拿着地址找到了一户人家,门前有一棵老槐树,树下放着一把竹椅。

竹椅上坐着一个老人。

苏锦屏走过去,看清了老人的脸。是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太太,头发全白了,但梳得很整齐。她穿着一件蓝色碎花衬衫,膝盖上放着一本相册,正一页一页地翻。

“请问是马秀兰马阿姨吗?“苏锦屏问。

老人抬起头,看着苏锦屏,眼睛里有一种平静的浑浊。“你是谁?”

“我叫苏锦屏。我是——“她犹豫了一下,“我以前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。”

“科技公司?“马秀兰重复了一遍,好像这个词很陌生。

“对。我想问您一件事。您有一个儿子,叫马国栋,对吗?”

马秀兰翻相册的手停了一下。然后她继续翻,但速度慢了很多。

“国栋不在了。“她说。

“他什么时候不在的?”

“2016年。冬天。”

“他——“苏锦屏斟酌着措辞,“他是怎么走的?”

马秀兰合上了相册。她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着,像是在抚摸一个人的脸。

“他得了病,“她说,“肺里头的问题。他以前在工厂上班,粉尘大。后来工厂关了,他的身体也坏了。去看病,要先交押金,三万块。他没有。”

“他没有医保吗?”

“有。但医保不cover所有的。自费的部分他交不起。他想去贷款,银行说他信用分不够。”

苏锦屏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
“他的信用分,你知道是多少吗?”

“不知道。他没跟我说具体的。他只是说——“马秀兰的声音变得很轻,“他说,‘妈,系统说我不可信。’”

“然后呢?”

“然后他就回来了。没去看病。在家里待了三个月。2016年冬天,最冷的那几天,他在睡梦中走了。”

“医院开的死亡证明呢?”

“开了。但——“马秀兰犹豫了一下,“我拿到证明之后,去办手续。他们说要注销户口、注销社保、注销银行账户。一个一个窗口跑。有的跑了两次。我老了,跑不动。有几个手续没办完。”

“哪些没办完?”

“银行账户没注销。他的手机号也没注销——后来欠费停机了,我想应该是自动注销了。但我不确定。”

苏锦屏什么都明白了。

马国栋去世了,有死亡证明。但死亡证明没有进入所有相关系统的数据流。公安那边注销了户口,但银行的系统没有同步。银行的系统没有同步,“穹顶”就没有收到死亡标记。“穹顶”没有收到死亡标记,就继续为他计算信用分。

而他的信用分从2016年到2025年持续下降:从389降到89。下降的原因很简单——他的银行账户里没有钱了,社保停了,手机号停了。每一个”停”在”穹顶”的评分逻辑里都是一个负面事件。一个已经去世的人,因为他母亲的腿脚不便,被系统判定为信用越来越差。

89分。在一个400分以下的”高风险”区间里,89分几乎就是最低的可能。这意味着,如果马国栋还活着,他将无法从任何正规渠道获得金融服务。他不能贷款,不能办信用卡,不能在网上买东西,不能租房子,甚至不能买一张火车票——因为火车票的购买也需要信用分达到一定阈值。

一个死人的信用分,被系统拉到了让他即使活着也无法生存的程度。

苏锦屏蹲在马秀兰面前,看着老太太浑浊的眼睛。她想说”对不起”,但这个词太轻了。她想解释系统是怎么工作的,但老太太不需要知道这些。她想承诺修改系统,但她已经退休了。

“马阿姨,“她说,“我能看看国栋的照片吗?”

马秀兰把相册递给她。苏锦屏翻开第一页,是一个年轻男人的照片,穿着工装,背景是一个工厂的车间。他在笑,笑得很开朗,露出一排白牙。

苏锦屏看了很久。

“他是个好人,“马秀兰说,“从来不欠别人的。”

从来不欠别人的。苏锦屏在心里重复了这句话。一个从来不欠别人的人,被系统判了89分。

苏锦屏回到北京的住处时,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。她没有洗漱,直接坐在书桌前,打开电脑。

她给王浩然发了一封邮件,附件是她整理的所有调查材料:187,422个长期非活跃用户的数据分析,十个实地走访的案例记录,以及一份详细的技术建议书。建议书里提出了三个修改方案:

方案一:为”穹顶”增加”长期非活跃用户评分终止”机制。如果用户超过36个月没有任何活跃事件,且系统未收到死亡登记,应主动向公安部门发起身份核验请求。核验结果为死亡或失踪的,终止评分。

方案二:修改环境评分因子的计算逻辑。不再以用户的最后已知地址为基准,而是引入”活跃度衰减系数”——用户越久不活跃,环境因子对其他用户的影响越小,最终趋近于零。

方案三:建立一个”数据人格权”框架。用户的数字分身属于用户本人,系统不得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持续更新其信用评分。用户有权要求删除自己的数据。

邮件的最后,苏锦屏写道:

“浩然,我知道这封邮件会让你为难。但我必须告诉你,我写的系统正在伤害一些它不应该伤害的人。这些人已经不在了——有的去世了,有的失踪了,有的选择从系统中消失。但系统还在用他们的名字计算分数,这些分数影响了他们身边的人。一个系统如果不能区分活人和死人,就不能声称自己是公平的。”

她点了发送。

然后她关上电脑,走到阳台上。楼下的小街已经安静了,豆浆摊收了,烧烤摊也收了,只有路灯还亮着。灯光照在路面上,拉出长长的影子。

苏锦屏想起了赵维的那张便条:“我们做的是技术,不是道德。”

赵维说错了。技术就是道德。每一个算法都是一种道德选择。选择把哪些变量纳入模型,是一种道德选择。选择如何处理缺失数据,是一种道德选择。选择让一个已故老人的信用分继续下降,是一种道德选择。

不是系统在评分。是人在评分。人通过系统在评分。

苏锦屏站在阳台上,看着路灯。灯下有一只飞蛾在绕圈,一圈又一圈,不知疲倦。她不知道飞蛾为什么要绕着灯飞。也许它以为那是月亮。也许它只是需要一点光。

她忽然想起了陈若素。一个画画的女孩,被系统判了478分,然后选择消失。她的信用分在消失后反而上升了,涨到了648——一个”中等偏好”的分数。如果她现在去银行申请贷款,也许能通过了。

但她不会再去了。因为她已经不信任这个系统了。不是系统不信任她——是她不信任系统。

信任是双向的。一个只单向评估信任的系统,本身就不值得信任。

苏锦屏回到屋里,拿起手机。她给林深发了一条消息:

“我要把所有材料给你。不是匿名U盘,是我自己的调查。你用你的名字发。”

林深回复得很快:“苏老师,你确定?”

“确定。”

“会有风险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沉默了一会儿。然后林深发来一条:“好。明天见面。”

苏锦屏放下手机,走到书桌前,打开那个铁皮柜。最底层有一叠发黄的纸,是她1994年刚进公司时写的第一份设计文档。文档的标题是《信用评分系统的设计原则》,第一行写着:

“一个好的信用系统,应该让每个人都有被信任的机会。”

她把这张纸抽出来,看了一遍。字迹很工整,是她年轻时的笔迹。那时候她二十六岁,刚从研究生毕业,满脑子都是模型和算法。她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,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。

现在她六十岁了。她知道技术不能解决信任问题。技术只能放大信任——或者放大不信任。

她把那张纸折好,放进了口袋里。

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。

林深的报道发在了《新财经》上,标题叫《消失的十九万人:信用评分系统里的数字游魂》。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——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了五十多万次,然后被删了。然后又被重新发出来,用各种隐晦的方式:截图、手抄、音频朗读。

苏锦屏的邮件被鸿信科技的法务部截获了。公司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,决定对”穹顶”系统进行”技术审查”。审查的结果是:苏锦屏发现的问题是”已知的系统局限”,将在”穹顶10.0”中”逐步优化”。

王浩然给苏锦屏打了一个电话,语气疲惫。“锦屏姐,公司不会追责。但你的管理员权限已经被收回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还有——“他犹豫了一下,“那个记者的报道,公司不会起诉。但也不会回应。”

“沉默也是一种回应。”

王浩然叹了口气。“锦屏姐,你后悔吗?”

苏锦屏想了想。“后悔什么?”

“后悔写了那些代码。”

苏锦屏沉默了很长时间。窗外的天空已经泛白了,鸟开始叫了。楼下传来豆浆摊老周支摊子的声音,铁架子碰撞的声音在清晨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清脆。

“浩然,“她说,“我后悔的不是写了那些代码。我后悔的是,我写了三十二年的代码,从来没有想过那些被代码拒绝的人去了哪里。”

“现在你知道了。”

“现在我知道了。但已经三十二年了。”

她挂了电话,走到阳台上。天亮了。楼下的小街又开始热闹起来,买豆浆的人排起了队。老周看到了阳台上的苏锦屏,冲她挥了挥手。

苏锦屏也挥了挥手。

她穿好衣服,下楼,走到豆浆摊前。

“老周,一碗豆浆,两根油条。”

“好嘞。苏姐,今天还是多加一勺糖?”

苏锦屏想了想。“不用了。正常就好。”

她端着豆浆坐在塑料凳上,看着来往的人群。这些人里有4.7亿”穹顶”用户中的一部分。他们的信用分各不相同,有的高,有的低,有的正在上升,有的正在下降。但此刻,在这条街上,他们只是买早饭的人。

一个老人推着一辆三轮车经过,车上装满了废纸板。苏锦屏看着他,想:他的信用分是多少?

一个年轻女人牵着一个孩子走过,孩子在吃一根糖葫芦。苏锦屏想:她的信用分是多少?

一个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飞奔而过,车上的保温箱摇摇晃晃。苏锦屏想:他的信用分是多少?

她不知道。她写了三十二年的代码来计算这些分数,但此刻她一个都不知道。

也许这才是正常的状态。一个人不应该知道另一个人的信用分。就像一个人不应该知道另一个人的体重、收入、或者晚上的梦。

有些东西不该被量化。但一旦被量化了,就很难再变回去。

苏锦屏喝完豆浆,把碗放在摊子上,朝老周点点头。然后她沿着小街慢慢走,经过油条摊、盒饭摊、烧烤摊——虽然烧烤摊还没开。她走到了街的尽头,那里有一棵老槐树。

老槐树很大,枝叶茂密,遮住了半条街的阳光。树干上刻着一些字,已经模糊不清了。苏锦屏伸手摸了摸那些字,感觉到了树皮的粗糙和凹凸。

她想,这棵树在这里站了多少年了?五十年?一百年?它看过多少人来来去去?它给这些人打过分数吗?

没有。树只是站在那里。有人来,有人走,有人活着,有人死了。树不在乎他们的信用分。

苏锦屏站在树下,抬头看着枝叶间的阳光。阳光碎成一片一片,落在她脸上,温暖而零散。

她想起了陈若素。也许她还在成都的某个地方画画。画街景,画小巷,画那些信用系统看不见的角落。她的信用分在上升,但她不知道,也不在乎。

她想起了马国栋。他已经走了十年了,但他的信用分还在下降。89分。如果分数可以为负,也许会继续降下去。但系统设计了一个底线——50分。到50分就不再降了。

连下降也有一个底线。就像连绝望也有一个底线。

她想起了那十八万七千四百二十二人。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,有的已经去世,有的还在某个角落里生活,有的也许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。但他们的数字分身还留在”穹顶”里,像一盏永远不会被关掉的灯。

不,不是灯。灯至少会照亮什么。他们的数字分身什么都不照亮。只是在系统里占着一个位置,消耗着计算资源,影响着周围人的分数。

苏锦屏从树下走开,往回走。经过豆浆摊的时候,老周正在擦桌子。他抬头看到她,说:“苏姐,明儿见。”

“明儿见。“苏锦屏说。

她回到家,坐在书桌前,拿出一张白纸。她写了一行字:

“第十七种回避”

这是她给这篇手记起的名字。在”穹顶”的评分逻辑里,一共有十六种回避机制——也就是系统在遇到无法判断的情况时采取的默认策略。比如,当用户的收入数据缺失时,系统会回避并使用区域平均收入。当用户的社交关系数据不足时,系统会回避并使用历史平均值。

但她发现了一种新的回避。第十七种。

系统的第十七种回避是:当一个人消失了,系统回避了”消失”这个事实,假装他还在。

苏锦屏在纸上写下:

“当一个系统无法承认某人已经不在了,这个系统就不配决定谁值得被信任。”

她把这张纸夹进了那份1994年的设计文档里,放回了铁皮柜。

然后她关上了柜门。

三个月后,苏锦屏收到了一封信。

信是用普通信封装的,没有寄件地址,邮戳是成都。信纸是一张素描纸,正面画着一幅画——一条老街,街边有一个豆浆摊,摊前坐着一个老人。画风简洁,线条干净,大块的暖色。

画的背面写着几行字:

“苏老师:我不认识您,但我知道您做了什么。谢谢您。一个信用分曾经是478的人。”

苏锦屏拿着这幅画看了很久。然后她走到阳台上,把画举起来,对着阳光看。阳光穿过画纸,把那条老街照得透亮。

楼下,老周正在支豆浆摊。铁架子碰撞的声音传上来,熟悉而清脆。

苏锦屏把画小心地折好,放进了口袋里——和那张1994年的设计原则放在一起。

然后她下楼了。

“老周,一碗豆浆。”

“好嘞。加糖吗?”

“加。多加一勺。”

(全文完)